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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章润:有法律,不恐惧

作者:刑辩大律师 来源:法舟刑事辩护研究中心 日期:2015-11-16 9:11:32 人气: 标签:
导读:我终于明白了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,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——舒婷:《墙》任何个体,不论先前是何等人物,一旦进入司法程序,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强…


    我终于明白了
 
   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
 
    我对墙的妥协,和
 
    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
 
     ——舒婷:《墙》
 
 
    任何个体,不论先前是何等人物,一旦进入司法程序,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公权,必定顿成弱势。任何权力都恒具扩张势能,总是以绩效为鹄的,虽政体不同,而权力本性则一,同样存在着滥用与暴政的可能,早已为历史所一再证明,无庸讳言。因此,在司法程序中,如何既能防范不良从业者上下其手,以逞私欲,同时又能有效规训公共权力恪尽其责,不出位格,避免以强凌弱,而于各方大致平衡中提供法律公正,便是现代法制念兹在兹的制度预期,而落实为一系列的制度设计,表征的是对于人性的深深怵惕和政制的政治德性。
 
    其中,程序正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,是一道重要防线,可能,也是最为重要的屏障。世态纷纭,案情诡谲,利益当前,公婆各据其理,只有大家一同诉诸程序正义,才能进而有望达成实质正义。否则,各凭肌肉说话,人间岂非丛林。也就因此,诸如无罪推定原则、有利被告原则、辩护制度、回避制度和控辩平衡原则等各项程序安排,一一应运而生,旨在落实程序正义,志在追求实质正义。
 
    恰恰在此,依据已经披露的有限案情来看,“李庄案”让我们感到“大致平衡”不再,作为实现正义最为可靠凭藉的程序正义遭到颠覆。举例而言,辩护人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,而警方派员监视与录像,已然违反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”的法律规定在先(《律师法》第33条);根据污点证人的检举,迅即将正在履职的辩护律师“逮捕归案”,曾经的“对家”作为公权力出场,违反了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,不免让人联想到“报复性执法”或者“杀鸡吓猴”的譬喻。在此之前,虽然难言一士之谔谔,但是,从此之后,却必然导致千夫之诺诺,当不难想见。举世浮想联翩之余,程序正义隳矣!——没准那一天,这一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,遂成为普遍的担忧。换言之,我们大家都感到“不再安全”。
 
    其他种种,如媒体披露的“公、检、法、司”联合办案云云,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阅卷、查证权利频频受阻等等,倘若属实,不仅是对于控辨平衡原则的公然违犯,而且将三十年法制建设梦寐以求的“第三方执法”的美好愿景弃如敝屣,无论是就法律正义而言,还是就政治正义来看,抑或就所谓的“群众影响”观之,实在均为得不偿失。纵便“打黑”,也不能付出毁弃根本价值的制度代价。否则,可逞一时之快,难言长治而久安,其理甚明。
 
    本来,立法设置辩护律师一职,类似于现代民主体制准允“国王忠诚的反对者”的存在,就在于希望藉此形成一种司法民主格局。在此格局下,律师作为合法的代言人,据法按例,揆情究理,竭尽所能,找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,从轻或者减轻的理据,依法保障其当享有的基本权益,尤其是程序性的诉讼权利,而以诉讼权利为屏,进而求取实质正义。这是立法赋予律师的应然职责,也是司法应予保障的权利。经此抗衡,促使控方做足功课,防范制度作恶,力争不枉不纵,其实是控辨双方的共同愿景。当下中国,刑案辩护胜诉率约在5%,表明至少有5%的案件因为律师的“在场”,而避免了冤假错案。5%,冰冷的数字,可它意味着无数人得免重蹈“佘祥林”的人生苦涩,既说明了律师辩护制度的绝对必要性,又避免了眼睁睁让司法机构陷入不义,从而,在彰显制度安排的德性的同时,满足了关于法律正义的公民预期。——所谓法律尊严,其尊严在此,并且,也只有循沿此径,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。
 
    在此语境下,律师的职业伦理规定了他天然“替当事人着想”,“为当事人说话”,一切围绕着当事人的利益打转。否则,要律师做摆设呀?就刑事案件而言,“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”,可谓天条。具体在本案中,告诫以“不知道”应对法庭讯问,固为其责。本来,依据无罪推定原则,沉默权是被告的法定权利,径以“不知道”应答,并无不妥。询问有无“刑讯逼供”,尤为必需。如果答案肯定,则督其于法庭大声诺诺,其实是一种法庭论辩技巧,无伤任何法则。进而言之,倘若据法论理,认其无罪,进而提出无罪辩护,亦不为过,何况尔尔。凡此种种,不过履行律师职责的常态,有何大惊小怪的?又何能深文周纳,指鹿为马?
 
    朋友,如同一切权力设置一样,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同样是一种制度之恶。容忍此恶,旨在避免更大的恶,既是现代司法程序的人工理性,更是源自人世公共生活的不得已,为的还是营造一个人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。有此基本安全,才能指望公道和正义。无此安全,则人心惶惶,天下无道矣!因此,将对于黑恶势力的清除诉诸司法程序,彰显的是公正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公道,显示了当下人世是一个让每个人获得基本安全的社会这一立法旨意。循此以往,保障他们获享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切公民权,同样还是为了营造一个“大道之行在于公”的公民印象,而首先是让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。否则,本意虽行公道,而民众感受可能无异“黑吃黑”,于制度安排而言,可谓背道而驰。
 
    毕竟,天下苦黑久矣!而最黑之处,在于“黑白”两道沆瀣一气。百姓为“打黑”而欢呼,与其说是欢呼那几个打打杀杀的毛贼落网,不如说为护黑高官的倒台而称庆,其理尽现,不言而喻嘛!
 
    而且,本案甚为吊诡之处,在于被告突然检举自己的辩护人,坦承旨在“立功”,使得案中生案。司法机构雷厉风行,迅即启动批捕、起诉和审判程序,令人瞩目。而一般社会大众齐声谴责“黑心律师”的窳行,事实上,也确有不少律师职业操守沦落,知法犯法,使得“李庄案”骤然成为一起牵连广泛的社会政治事件。当此“打黑”收网之际,在污点证人检举和辩护人履行职责之间,大众不明所以的口诛和法学界的担忧两头,司法机构的积极强劲态势,似乎撕裂了社会,其实已经使得公权陷入了道义两难。换言之,“立功”的合法性与道义上的形迹可疑,律师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紧张,公权力主动护法与自身守法的分际,均要求司法机构应当采行一种更为超脱中立的姿态,而非为了“办成铁案”,不惜动用“运动式执法”,其理昭然。
 
    毕竟,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态社会,日常政治登场,非常政治退位,才是常道,也是正道。宪政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,而为建设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,铺陈法权安排的德性,提供了制度想象力。换言之,一切行政和司法行动,包括“打黑”和各类“李庄”案,均须围绕着民主与法治打转,以有利于民主和法治的发育滋长为取舍,而非损害其根基,乃至伤及国家的政治德性。只有民主与法治,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公道。而人心思治,安全与公道,堪为其本。如果说什么“大局”,这才是真正的“大局”。
 
    否则,便为“搅局”。而国家理性早已晓谕人世,“搅局”是政治的大忌,也是法律理性的大敌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9年12月31日于清华无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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